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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《瞭望》:税收逆调节背后的“央地博弈”

2017-11-20 13:49

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“盲区”,造成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。这种税收逆向调节,与中央、地方纵向财政分配不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

湖南某地一家规模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,几只高大威猛的狼狗看守着院门。

这家企业由于解决了当地3000人的就业,被政府视为关系地方稳定的重点对象,平日基本不允许政府职能部门进入企业检查。

如此戒备森严、备受保护的企业,却不断被举报有严重的偷漏税行为。

为此,当地国税部门在缜密的前期调查后,联合公安部门对企业进行了一场突击检查,发现企业向税务部门申报的销售额为1900余万元,而实际销售收入高达2亿元;企业内部还专门设有一间金库,堆放着成箱的现金,用于日常交易,以躲避税务部门对企业的账户监控。

“1900万元与2个亿,相差10多倍,这中间的税收流失十分惊人。”一位税务干部说,“如果没有突击检查,这部分钱就直接进了企业主的腰包。”

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日前在辽宁、安徽、湖南等地采访时发现,税收这一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杠杆,在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时有些“失灵”,高收入群体税收“管不住”已经成为各级税务部门普遍面临的难题。

“收不上来”与“挖地三尺”

多位受访基层税务干部表示,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监管困难,使得许多高收入群体没有按章纳税,产生了很多暴发户。一些企业一年利润几千万元,但纳税只有一点点。很多开矿的千万亿万富翁纳税也少得可怜。

辽宁省地税局的一位税务干部介绍,现在很多企业老板采用各种手段偷逃税款,税务部门由于征管手段跟不上,很难查处。比如,目前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,通常是按照其获得企业利润的20%进行征税。但很多老板为了避税,尽管企业利润已经很多了,但却长期不进行分配,个人的购车、购房、吃喝等开支都从企业出账。这样,尽管个人工资收入很低,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高收入群体。对此,税务部门也只能眼睁睁看着,十分无奈。

一些纳税人还通过多头“收入”来逃避税收。辽宁省本溪地税部门曾查处一起个案,当事人共有七处收入,每处都低于2000元纳税起征点,这样尽管每月拿着万元以上的收入,却不缴税。

该收的收不上,但税收的任务却是层层下达,年年增长。

本刊记者在安徽采访时,一位农民企业主说起税收负担便“一肚子苦水”。他说,前几年,他与人合伙办了一家线缆材料厂,利用回收的废旧物资生产线缆。去年企业销售收入600万元,但扣除人员工资、银行贷款利息和税收,纯利只有2万元,这还是因吸纳残疾人就业而减免了20多万元增值税,若扣除这个因素,企业将亏损20万元左右。

这位企业主感叹,“自己劳心劳力办企业,还不如人家外出打工的人挣得多。”

对此,不少基层税务干部也承认,由于高收入群体的税源管不住,为了完成税收目标,基层税务干部只能把着力点放在容易征管的企事业单位和小企业、小摊贩身上,“挖地三尺”收“过头税”的情况时有发生。

“事实上,我们也觉得不合理。”一位基层税务干部以无奈的口气表示。

对小规模纳税人管得过死,结果便是遏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。个人销售货物增值税的起征点已由过去的2000元调整到现在的5000元。但随着经济的发展,目前5000元的起征点对很多小规模纳税人而言也显得过于苛刻。以起征点为5000元计算,达到5000元销售额就要征3%的税,即150元。这150元是不管企业是否挣钱都一定要交的。可实际上,即使企业利润高达20%,5000元的销售额也就是1000元利润,除去房租、水电费用,可能所剩无几甚至亏本。

再以营业税为例,名义上是按税率征收,但因为很多企业通过不开发票来逃税,所以,税务部门通常对餐饮、零售、修理、洗浴等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改行定额征收,根据预定的“税收增收目标”确定纳税定额以及逐年递增的比例,以此实现营业税收入的超常规增长。

这种征管方法扭曲了营业税,使之变异为“人头税”或“户头税”。因此就出现了对一些小饭店和小餐馆收税时,不管实际经营状况,只简单数桌子、点人头的情况,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的简单征管,不同程度加重了一些小企业主的负担。

“央地博弈”投影

本刊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,与国税部门相比,地税部门的干部通常征收的压力更大。湖南某县审计局的一位审计师说:“每年地方政府都为财政预算焦虑,地税要年年增长,国税年年有余,不慌不忙。地税,不仅要收今年的税,有时还要把明年的税都收上来。而国税则不着急,有埋伏,今年任务完成了就不用太逼,可以让他们明年再交。当前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分配不均,国家拿了大头,对中央加强集权是好事,但对地县是苦不堪言。”

“1994年搞完分税制后,这么多年基本没变过。我们县离北京远,老往上边跑也不行。虽然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看起来也不少,但通常是带着项目来的专项转移支付,地方政府自由安排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却少得可怜。地方政府想办事就得花钱,所以地方政府热衷搞土地财政,对由地方征收的税种必然要吃干榨尽。”南方一位贫困县的财政局预算科科长对本刊记者说。

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的财政体制的历次调整都是由中央政府根据自身需要而发起,并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的结果。分税制改革后,中央政府重新集中了财权,使中央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财政收入,却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其承担的支出责任不平衡。而当前对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,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,而财税数字的增长又是一个极重要的砝码,这就必然诱导地方政府官员投入到横向财政竞争中。

“我们的税收超收真的不敢想象。”一位地税局的官员向本刊记者坦承,“特别是土地税增长太快了,因为这个中央拿不走。现在各级地方政府都要求把财政收入做大,把蛋糕做大,但蛋糕里到底有多少奶油呢?税收数字增长很快,但有的是洗税。比如说有个土地开发项目,表面上说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签了合同,按理就该收税了,但实际没签合同所以开发商不愿交税,地方政府就可成立政府投资公司,由财政通过这个渠道拨钱给开发商,然后开发商拿这个钱交税,这样一圈下来,财政支出和收入互相抵消,但表面上蛋糕做得很大。”

“逆向调节”亟待扭转

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,税收杠杆本应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,现在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,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,这种“逆向调节”的负作用亟待引起关注并予以扭转。

针对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“逆调节”问题,一些基层税务干部和专家认为,要改变税收“调低难调高”的局面,当务之急是要强化现有的征管措施,将该收的税收上来。同时通过调整完善现有的税收政策制度,减轻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负担,从而公平税赋,充分发挥税收杠杆在收入分配调节中的“正效应”。

“关键还在于税务部门想不想把税收上来,愿不愿意多费些力气,把该征的税一分不少地收上来。”湖南省耒阳市一位税务干部说。

如何打破信息割据完善征信体系,强化对高收入群体的资产收入监管?辽宁一位基层地税局干部说,就单个而言,如今政府各部门的信息化程度都比较高,但总体看,各部门却是风马牛不相及,也缺乏一个部门来驾驭和管理所有的信息。“现在我们要了解其他一些部门的信息,还得找熟人先喝酒才能掌握,这种信息获取难度和成本太高了。”

他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出台措施,以地区为单位,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基础信息实行定期交换,打破隔阂,实现共享,建立一个庞大的税源监控体系,从而便于税务部门掌握纳税人信息,加强监控,有效征管。

一些基层税务干部和专家呼吁,对高收入者增加税收调节措施,如调整资源税,将资源税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,并提高税率扩大征收范围;开征消费税、物业税等。对小规模纳税人和普通百姓减轻税负,增加他们的收入。另外,税收要对社会捐赠给予政策优惠,鼓励富人为社会福利事业和一些公共事业作出贡献,鼓励更多富人捐赠,发挥其对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的作用,缩小社会公民的收入差距。

针对各地财政均等状况,中央政府要充分发挥均等化转移支付应有的作用,进一步在补助数量、分配结构、拨款方式等方面进行改善,提高均等化绩效。通过中央政府有效的均等化措施,提高地方政府财力,弥补由于纵向财政不均等而造成的地方政府财政困境。通过均等化措施,增加贫穷地区的政府财力,弥补由于横向财政竞争而加剧的横向财政不均等,使这些地区的公共支出能够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公共需求,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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